我曾住在花市东三条
我住的东三条是老百姓的叫法,在地图上你找不到它。官称是“下下三条”，但你要理所当然地去下下三条找，你还就真找不到。它没按长理出牌地夹在了下下二条末尾与下下三条末尾之间，胡同的东半截没有门户，西半截只有4个门牌，可能是老北京数得着的住户最少的胡同之一了吧,它隶属东花市派出所管辖。
出崇文门往南路东，在护城河的南岸与花市大街之间有一大片住宅。这片住宅被四条自崇外大街起至白桥大街止的东西向的胡同分隔，分别是头条、二条、三条、四条。又被北南向的羊市口、小市口、虎背口三条胡同拦腰截断，自西向东地分为上×条、中×条、下×条、下下×条。是非常标准的棋盘街，正南正北的方位，笔管条直的三里多长的胡同。
顺虎背口胡同北望,正是内城的东南箭楼，这么一说，你就知道下下三条的大概方位了吧，在东便门的南面。所以“我小的时候,常在这里玩耍”,爬蟠桃宫门前的石狮子，骑大石桥的汉白玉栏板，在桥下河水哗哗的冲击声中，看叽叽的雨燕在箭楼周围穿梭飞掠。
在下下三条往东约三分之二处，有条南至下下四条北至下下二条的南北小胡同，将下下二条与下下三条、下下三条与下下四条之间的住房又拦腰一截，可能是它不同于羊市口、小市口胡同那样贯穿头条与四条，所以小胡同没名。
南边的小胡同中间西侧有一住户，靠三条把口是座水井房，大家从这井里挑水吃，也有专门送水的。在木轮的板车上放一像现在高腰木澡盆一样的大木椭圆水桶，上面是封闭的，留有一方口，从上灌水用，将水桶灌满后，用一木盖儿盖上。在靠车后面的木桶最下方有一圆孔，用木塞子塞住，送水人将车拉到用水的住户门口，放好水筲，拔下塞子，往水筲里装水，放完水再用木塞子塞住，而后把水给人家挑进院子，再倒进人家的水缸完事。买水的人，有临时现叫的，也有买票的，买票的有没有优惠就不知道了。不曾想这行当在断了几十年后，居然还有了发展，只不过是形式不一样了,送的水也是五花八门了。
北边的小胡同就不一样了，在小胡同西侧靠下下三条这边有一开门，是于姓家。进门是一空场，空场靠北中间部位又开一门，那才是通往住房的门，空场靠西南一隅是棵百年老槐树，要两人才能合围起来。
小胡同靠东边一侧中间部分是条向东的胡同，等于是并行下下二条与下下三条的胡同，这胡同是这么大一片住宅区中的特例，绝无仅有的。这胡同靠西头这边依次南北错位对着开有四个门，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喜庆中，我就出生在南面第二个门里,下下三条22号（可能号码不正确），是正宗的共和国同龄人。
这是一个最普通最简约的小四合院，北房四间，南房五间，东西厢房各是两间，院门开在西北角。这边房屋都是私房，是一姓相的房产主的。
我家住北房中间的两间和东西厢房各一间，相对来说比较宽裕。父母住北房的里间，老弟弟也出生在这儿。那时都是医生来家接生，我还问父母，小弟弟是从哪来的，他们告诉我是医生把小弟弟放在那医药箱里带来的，现在不会再有这样的答案了吧？我和两哥哥住外间。东厢房是爷爷奶奶和大弟弟住，西厢房则是厨房兼杂物间，有时老家来人也住在那里。
这种房子间量都比较小，估计也就在8㎡，而且是一间屋子半间炕。通常室内是不烧火取暖的，一是没有地方放炉子，二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经济上的不富裕吧。那时没有针织衣物，都是光板穿棉衣，条件好点儿的，才能穿得起棉布小褂和高筒袜。为小孩能愿意起床，父母往往要先在厨房火炉上把棉袄、棉裤用火烘暖和了，再给我们穿。在寒冬腊月天，滴水成冰，爷爷奶奶的屋通常还是要生上一小炕炉火，烧烧炕的。现在是见不到了，那炕炉是城市住房的特殊产物，实际就是微型的带四个脚轮的小火炉子。小炉子也就有现在的10升的桶大小，烧一炉煤球（那时没有机制型煤，要不是请人家摇，要不就是自己攥一些），坑洞很浅，只能放一小炕炉，不像农村那种烧柴火的炕，炕洞很深，可以加很多柴火，所以炕烧得只是温和而已。
北房西间壁儿是孙家，一家四口，一老太一小孩，加两大人，老太太特别爱用支炉烙饼吃。孙先生则是好吃炸酱面，左手托一大海碗，那面上一摊炸酱几瓣蒜，右手是一条黄瓜。用酱拌上一点儿面，吃上一口面，咬一口蒜，再吃口黄瓜。然后是再拌上一点儿面，再吃口面就口蒜，再吃口黄瓜。让人看着就透着那么香。
东间壁儿是苏姓老太太，有一儿子是拉洋车的，不经常来，来时就把洋车放在他们老太太家与我家东厢房的夹道那儿，我特别纳闷，那车是怎么进院的呢？要知道，我们院门口可是有两步台阶的呢！老太太经常让我给到虎背口她买油盐酱醋啥的，每次都给一二分的小费，受利益驱使，我是乐此不疲。几乎是每天晚上在炉火将熄灭时，老太太都会把一个窝头放进炉膛里，第二天一吃焦酥焦酥的，特别香，比那种切片炕的香多了。虽记忆犹新，但无法效法，几十年了，终没有了这口福。
东厢房那一间住的是盲人夫妇，带一小孩，大家给他们帮不少忙。小孩特别白，也特别好看，只是太小，我没抱过他。他们平时也点灯，有好事者问他们，你们点灯也看不见，不是白费电嘛？由此我知道了歇后语“瞎子点灯白费蜡”在这儿的隐晦。
南房住了四户，两边两户记不清了。中间东边那户户主叫朱明远，是北京车辆段的检车工。夫人个头不高，很精明，我叫她四姑，不知是怎么论的。他家有四个孩子，老大是个女孩，年初中毕业后去了三线，在金沙江那边，去一趟单程要走上小10天呢。老二叫朱全有（后改名叫朱清有），是我小学同校同学、中学同班同学。老三叫朱全来，老四叫啥记不清了。记清的就是四姑蒸的小刺猬，绿豆做的眼睛，刺毛是用剪刀密密地剪出来的，特别形象，让我好喜欢。他家孩子多，也就占了西厢房的另外一间。
中间西边是我五姑结婚住在那。我五姑是色织厂的工人，她们结婚时没在院里办，可能兴新式的，在厂里由工会给操办吧。只记得是满屋子的镜子，各式各样的，摆在桌上，挂在墙上，平面的，磨花的，都写上了贺词。
那时没有什么玩具，小伙伴们经常玩儿的是捉迷藏。不管是躲在昏暗的灯影里还是藏身某一院门的后面，前后几个胡同都是匿身之地，总要玩个不亦乐乎，直到家长们大呼小叫地给招呼回去为止。
还有一件隐私。小胡同里没男厕所，大人只能到蟠桃宫后身那儿（下下二条东口）。我们院的东边、两房之间有一露天的简易女旱厕，我使用过，还让人家逗笑过，真不好意思。
我爷爷在车辆段上班，父亲在霞公府（现址是北京饭店）那儿上班，是铁道部第三设计院。我们算是铁路家属，因此，我大哥先在铁六小上学，后转到铁一小，可能是父亲上班好顺路带他吧。我和二哥都是铁六小的，我们上学要么就顺胡同向东走，要么就绕道虎背口，在虎背口南口那吃早点。
虎背口南口是一大下坡，坡度大，往里走是骑不了车的，只能推行。把口路东是一粮店，粮店与大马路落差大，是用一个个磨盘当挡墙的。小吃摊就设在这磨盘前。当时最爱吃的是面茶和炸糕，特别是炸糕，人家事先已包好，用湿布苫着。一坨坨的排在一起，像牛粪似的（现在牛粪是一滩滩的）。
吃完早点，然后再顺东花市东大街去上学，这条大街叫什么一直没闹清，只知道西头叫“铁辘轳把”。东花市大街在此分岔，一条斜街通向广渠门，因路过一卧佛寺，故叫卧佛寺大街。文革时改叫东花市斜街。
我们上学走到白桥大街，路东是片菜地，沿菜地南边的土路直到京山铁路路基下，再顺路基旁的一条窄窄的北向南的斜坡道走到简易的雷震口道口，通过道口再往北走一小段，基本到道口房前，有一大下坡直通南北雷震口分界处的大槐树那儿。由于坡度大，只能走自行车。我们淘气，有时就一路奔跑而下，蹚起阵阵尘土，一不小心有时趔趄，有时还要摔个大前趴虎。有时也要故意不着急走，特别是下学后，常常要等火车经过，体会那山摇地动和蒸汽笼罩的感觉。还特别爱看火车司机伸出手臂去接铁路路票的情景，幻想着哪一天也能成为一名火车司机。
铁六小在南北雷震口中间，那里基本上都是铁路宿舍，一排排的红砖房，与东外城墙一路之隔（放学后爬城墙是当时一项主要娱乐项目）。南雷震口宿舍的南边和西边那会儿还是菜地，南面是一条东西向的沙石路，从护城河逐步抬高至铁路路基，然后是大下坡直到原女十五中前。西边菜地分两截，一截与铁路路基齐肩平，可能是修铁路遗留下的吧，也让人种上菜了。一畦畦的，靠广渠路那边还有一马拉的提水车。巨大的平置铁轮用拨齿拨动垂直铁轮，带动提斗往而复始地往上提水，浇灌菜地。还有些为数不多的阳畦，就是在畦的北面用土坯建一道矮墙，然后搭上大竹片，那头弯到地上。间隔不大，晚上用草帘子苫盖，白天敞开，种些韭黄、小菠菜什么的。与现在的塑料大棚相比，逊色多了。
这都是前半个世纪的事了，光阴何止似箭啊！那一片房子全拆了，雷震口也全拆了，连个念想的地都没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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