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好,南方车站的一次别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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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身边的故事

15：38。

火车过隧洞的时候轻微摇晃，窗外呼啸迎面的侧风被挤压到洞壁一旁，挣扎着肆意逃窜。

放在窗边的水瓶颤动着，瓶里狭窄的水面出现涟漪，细细的，一波连着一波，不令人察觉。漆黑的窗外不时的有隧道应急灯掠过，犹如浮光幻影不断重叠。

我塞着耳机，听音乐APP自动推荐的歌，因为信号不好卡顿缓冲；望着窗内自己的倒影，很少近距离这么看自己。

大概有5年没有回老家了。

每次想回，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“故意”拖延。

走过的售票员查了我的车票和身份证。旁边两个座位上，一对男女嘟囔着嘴，很不乐意地往口袋里掏出车票，折皱得不成样子。售票员毫无表情地看了眼说，

“身份证。”

一阵骚动，男的起身从我头上的搁板拽下一个黑色电脑包，翻了会儿，抽出身份证递给售票员。几秒过后，售票员在车票上打一个洞，离开。

整个车厢又恢复到之前的无序平衡。

有两个小孩在车厢内追逐，分不出男女，都留着到下巴的头发。有一个婴儿在后排某个座位上哭。但更多还是像我这样，戴着耳机，托着下巴，看着即将驶出隧道的火车窗外。

广播响起，提示很快就到火车站。

我摘下耳机，过道座位上的大叔倏地起身，消失在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。

19：44。

国庆那几天原本要回家。

一来去看因病卧床在家的高中同学桂兰，她做了四次化疗，身体虚弱。二来和父母住几天，家在县城，然后再去外婆老家祭拜。

出发前几日，公司突然需要几个团队抽人手，调研入驻上海临港片区的规划。我和其他几个同事只能放弃之后的安排，好几个人早已签证准备出国，还买了不可改签的廉价机票。但都只能作废，除非你不在乎这个工作。

我把消息发到高中群，没人在意。

早在去年，桂兰查出胰腺癌。先是上腹疼痛，然后是间歇性剧痛，医院。B超，CT，肿瘤标志物测定和PTCD，最终确定胰腺癌。桂兰和她家人赶到省会杭州，做进一步检查。

等我得知消息后，本打算利用自己这些年认识的朋友，医院做进一步检测和治疗。已有在上海的高中同学带她去过，还是以消化科闻名的仁济，和综合排名靠前的瑞金。

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，桂兰在杭州做了胰腺癌手术，因为剧烈腹痛又做了腹部交感神经切除。

等我有时间请假去杭州时，桂兰和几个特地帮忙的同学已回老家。

我和她视频了几次，能看得出她身体虚弱，说话没有力气。坐在一个银色的轮椅上，腿上盖着保暖毯，有好几次在视频中突发疼痛。

她只能放下手机，听到她在剧烈地喘息。

屏幕那头的她低着头闭着眼。

15：45。

突然，我被后面的人推了下。

站我身后下车的人，发现我停下脚步。突然而来的推搡让我一个踉跄朝前，我回头看了眼，是个面色难看的妇女，四十岁左右。我收起脾气，随着旁边座位涌入的人群一起走出车厢。

老家到了，县城的新火车站。

但又似曾相识，仿佛全国各地的火车站都是一个配方，一个风格。

三天前，我分别接到桂兰父母和我父母的电话。他们说的同一件事，桂兰走了，留下了一个还在杭州读初中的儿子。

我父母说桂兰孝顺，没给她家留下负债；桂兰的父母说，当时想把房子卖了，哪怕用钱留住女儿一年也好。

我挂下电话，设置静音，闭着眼用手捏了捏鼻梁，一股脑门的酸痛压迫感传达全身。

阿兰走了。

这几年的职场经历，让我对很多突如其来的事情有了更强的适应力，被同事说成越来越像日本人。那天也是，我长吁一口气，合上正在敲击键盘回复邮件的笔记本。点了根烟，女室友在隔壁自己的房间，我意识到什么又把烟头掐灭。

套了件外套出门，已过饭点，漫无目的逛了一圈后回来。

又打开笔记本，继续回复邮件。1分钟后，对方回复我，“已阅，望和之前一样提早回复，我每天都需要你的邮件做数据分析，今天发的太晚，以后不允许。”

我脑子里有根弦断了。

用尽力气大骂此生学到的所有脏话，艹NMBD，NMB，NMSL。直到咽下的口水呛到气管，突如其来不断地咳嗽。

持续了好几分钟，直到我恢复平静。

我弯着腰干呕，嘴里的唾沫流到地上，不规律的呼吸声游荡在房间里，止不住的泪缓缓留过脸，脖子，钻入冰凉的心口。

我意识到，如果我拿着桂兰的照片给陌生人看，不会有人认识，在这里，只有我记得。想起曾让自己泪洒影院的电影-《寻梦环游记》，我努力翻找高中毕业时的纪念册。

16：12。

车站前的广场很小，停了几辆出租和黑车。

大力胖了点，叼着一根烟靠着车门，拿着手机正在玩游戏。看到我后，他毫不迟疑地把手机塞进裤袋，摘下香烟朝我抬抬头。走过来，接过行李箱。

“这几天住哪？”

“爸妈家，离阿兰那有点远吧。”

大力点了点头，沉默，搓搓手拍掉烟灰，指了指他那辆雪弗莱说，“平常拉拉网约车。”他笑了笑，眼角的皱纹突然加深，头顶的头发里突然窜出几根白发，“工作不太好找，小孩读书辅导什么的都要钱。”

“是啊。”我点点头，表示了他来接我的谢意。

其实我可以打车去市区，但大力说他有空，要来火车站接我。在群里，也就他回应了我要回去的消息。

车子行驶在新的柏油路上，卷起的尘土和旁边一排排被人放置的绿植一起，编织着我印象里的另一个故乡。夕阳的余晖被车里的遮阳板遮住一点，直射你眼前的那一束淡红色的光，仿佛就在前面指引。

“胰腺癌很疼的吧。“

大力一只手搭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挠着头。我转过头，发现他的脸上多了许多黑色灰色的斑点。我点点头，嗯了下，说，“阿兰是早上发现的，不会疼的。”我这样安慰自己和大力。

“大家都这么说，应该是吧；对了，明天在FM酒店集合，七点半。”大力转过头问我，“你应该没忘，高中毕业就在那吃过。”

“知道的。”

大力用嘴指了指放在车前窗下的手机，示意让我拿起，他说密码是四个三，让我看手机里他儿子的照片。

我划着照片，他放慢车速，朝我这边看。

“上次和他去上海拍的。”“这张在西湖。”“这是汕尾，我老婆家里，过年时。”“他在拉屎，我拍的，哈哈。”

我翻到了一张用手机翻拍的高中毕业照。大力突然收起了笑容，两眼直视前方，车速也跟了上去。

“大家变了。“

“都变了好多。”

紫阳古街-作者提供

18：33。

我向大力要了他用手机翻拍的高中毕业照。大力送好我，要继续上晚班拉车，我和他在新村门口别过。

我爸在楼下接我，我妈在四楼家里烧菜。她做我最喜欢吃的韭菜炒肉丝，韭黄炒蛋，牛肉萝卜汤。和视频里的父母不同，没了美颜滤镜下的他们，又比那时老了点。

“阿兰走了，明天你带点东西送到她家去。”

我妈打开冰箱冷冻层，指了指几根窜了绳子的腊肉说，“毛皮都刮过了，告诉他们解冻了就能切着炒。”

我爸下楼和其他叔伯到对面的街心花园聊天。我妈去小姨家，小姨夫脚崴了，她过去帮忙做家务，我让她别累着身体。转身回到沙发，拿起手机看大力刚发给我的照片。

于老师第一排。年时乳腺癌去世，我没赶回去。正在北京分公司冲刺一个项目，到了最后关头，那时我觉得这关系到我的未来。

第二排，方X强。年车祸，是在他拉货去福鼎的路上。后排的厢式货车冲上他的金杯，驾驶室被挤压。拖出来的时候胸口被前方的尖物刺穿，当场死亡。

第四排左边第一个，刘美X。年被家人送进精神病看护所-双向情感障碍。

她从小喜欢照镜子，高中三年也被同学们嘲笑了两年，分班后进入我们班级后稍微好一点。她很孤僻，喜欢小动物。高三毕业后没继续读书，听同学说，刘美X毕业后没结婚，但有一个私生女在温州。

我听说对方觉得刘美X生的是女儿，不能让她和自己儿子结婚。

我去台州看过她。看管的男护士说，刘美X喜欢白色，她自己带了用窗帘做的婚纱头。每天要在走廊后头独自跳舞。跳完就会不断地重复来回走路，开始躁怒。

她看到我时，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手，她的腰被一条绳子绑在走廊墙边的栏杆。

“你带我出去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”

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我问。

她想了想说，“你是我哥哥，来救我的。”

一阵急促的手机铃把我拉回现实。

电话那头传来大力、老付和其他人的声音。大力是我初中到高中的同学，老付是我高二分班后的同学，关系都挺不错。

他们叫我出来吃夜宵唱歌，我给我妈去了一个电话，告诉她晚上别等我，我可能睡外面的旅馆。

21：24。

老城的格局依旧没变，人来人往还是这些。

老付笑着说，再走过一个路口就是花街，有些是东北过来的，太壮了，搞不动。大力摇摇头，走开不听。老付说我和大力是良家少男，打趣我不会还是处男。

“我几岁了，三十四，你觉得我会是处男吗。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大力带我们拐进一条街巷，不宽的过道里有五个露天小吃摊，用蛇皮袋支起顶棚。每个顶棚里竖着几只白炽灯，在自选菜的上面还有几个迷你电风扇，挂着红丝带不断地旋转驱赶飞虫。

大力认识最后一排的摊位老板，和对方聊过几句，递了两支中华。对方看看我和老付，安排了一个内室。

老板的家就在这幢楼的一楼，开门进去是包间，单独给我们。大力点了哈喇，蛏子，鱿鱼，鲍鱼，串串烧，还去对街的烧烤摊撸了五十多串五花肉。

“今天我开心，你也回来了。”大力指着我和老付继续说，“不喝酒，喝酒伤肝，我都查出脂肪肝了。”

我笑笑，老付也跟着笑，附和，“别喝酒，命重要，来几罐凉茶，王老吉加多宝什么的都行。”

我记得，高中那会儿这里也有摊位。那时谁过生日，谁中了学校门前的刮刮乐彩票，最高奖励就是来这里叫上三个小菜，学大人摸样吃饭聊天。

老付先开口，他去阿兰家看过几次。家里小孩被接到丈夫家，在杭州。她为了不让别人嫌弃，自己躲在爸妈家。

老付收起了那副吊儿郎当的口气，他说，阿兰就像在等死。

“她亲口告诉我，如果第二天死了就好了，不痛不痒。”

说起来，桂兰是我们分班后成绩最好的女生，一直排在前三。成绩第一的是副班长-小眼镜，小眼镜在日本定居。我问大力和老付，这次葬礼他回国吗。他们摇摇头，表示小眼镜好像转了钱给一个同学，那个同学和阿兰关系很好，代由转给阿兰的家人。

“明天能看到大部分同学。”

老付夹了个蛏子，挑开里面的黑线说，“阿兰几年前就想组织一次同学聚会，可大家都不在这里，有的像你在上海，有的在北京，有些在杭州。”

“就我们几个在老家。”大力无奈地笑着说。

我说，老家也没什么不好。大力打住我要说的话，他说有能力的都出去了，留下来的不是没什么动力，就是怕遇挫折。

“不过在这也没少遇挫折，就是老婆找不到。”老付接过话。

老付和我一样单身，年近三十好几也不想靠花街排遣寂寞。他在年时想来上海，托人找到了我，我们留了电话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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